掉队的失业青年们

目前的青年失业问题将持续危害数十年，青年一代以至全社会都会受到影响

聪明、自信又年轻，拥有一个英国的大学学位，马上又会家乡拿到另外一个，但她仍觉前途渺茫。

但是青年失业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之间都在逐渐恶化。这看起来有点像舞台上的返场小段；年轻人常常有父母庇护自己；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教育；此生衣食无忧，肩上没有供养家庭的担子，也无需像一些年长的工人一样担心失业之后没有医保作保障。但是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青年失业问题的确会造成持续性的恶劣影响。

过去五年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个富国俱乐部）中大多数会员国的青年失业率都在上升。欧盟2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有20%都处于失业状态，南欧地区的数据更加恐怖。而美国这部分人的失业率仅有18%；年轻黑人所占比例有15%，失业率却有31%，其中高中未毕业的人数比例达到44%(白人有24%)。其他国家，比如瑞士、荷兰和墨西哥，青年失业率都低于10%：但都在上升。

经济不景气时，首先掉队的常常是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说经验不足，技术也不熟练，在很多国家他们都容易先于老员工被解雇。因为雇主要节省开支，他们都首当其冲，虽然其低微的薪水可解一时之急。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的青年失业率大约是其平均失业率的两倍。英国、意大利、挪威和新西兰的失业比重都超过了三分之一；瑞典国内15岁到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超过了25岁到54岁年龄段工人的失业率达4.1倍之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197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15岁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人数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不仅如此，现在富裕国家中年轻人已经放弃就业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经济增长缓慢，政府普遍推行财政紧缩计划，不再实施就业刺激措施，这些都使未来的失业形势更加恶化。年轻失业者在经济复苏之时常常会重新振作：他们会首先失去工作，也常会首先返回岗位。但是此次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意味着这种不公平的补偿措施不会来临。美国从2007年起就业的恢复速度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时期还要慢将近两倍，后者是近几十年来相当糟糕的时期，经济起步也更加困难。而某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偏袒在职人员，不利于年轻的就业群体，使他们很难得到新的工作岗位。

青年失业问题同所有失业问题产生的直接成本大体一样：失业保险救济金增加，收入所得税减少，生产能力被浪费。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有报告显示，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王子信托基金会每周因为本国74.4万的年轻失业人口损失的各种社会保险金和生产能力达到了1.55亿英镑

虽然失业群体是年轻人，可失业问题造成的间接成本似乎被放大了。成本之一就是移民问题：青年不像年长的人，他们壮志在胸，没有家庭的牵绊，在家中面对暗淡的前景时常常会更期望到别处寻求发展机会。葡萄牙青年失业率有27%，18岁至30岁的年龄段里约有四成人说他们会处于就业的原因考虑移民。在有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人才不断外流是经济不景气时的一个令人更加沮丧的现象。在爱尔兰，自2005年起年轻工人的态度越来越消极（见表二），移民人数同期翻了一番，而大部分去世的人都处于20岁到35岁这个年龄。这个问题“凯尔特之虎”一度以为已经被自己甩在身后，可现它卷土重来之时，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悲剧。

另一成本是犯罪问题。英格兰最近因青年失业问题发生了暴动，人们的指责显得十分过分，但说这在整体上与犯罪问题毫无关联就显得过度乐观了。年轻人比起大部分人本来就容易触犯法律；他们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更多的动机，也没更多可失去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作案。一些调查人员宣称已发现了青年失业率上升与犯罪案件增加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与财产有关的犯罪（抢劫、入室盗窃、偷车与财产破坏）和贩卖毒品罪，然而并非所有的失业问题都与之有关联。如果犯罪会导致罪犯入狱，他未来的就业前景会像坠崖一样后果堪忧。

接下来，事业对于个人也有影响。伦敦经济学院劳动力方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荑斯说，受失业带来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影响，对年轻人会是很大的打击。研究显示，预测未来失业问题的最佳工具是以前的失业状况。在英国，年轻人在23岁前只要失业三个月，平均来说，就会继而在28-33岁间失业1.3个月。后一个失业段带来的影响更糟糕。

英美两国研究发现，青年时期失业会让人遗留下“工资伤疤”，它会伴随人进入中年，而且失业时间越长，影响越大。设想两个男人拥有相同的受教育程度、读写计算能力，住处、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智商也一样，如果其中一位23岁前有一年处于失业状态，十年之后预计他的收入要比另外一个少23%。对女性来讲这个差距是16%。差距虽然缩小，可是依然存在；42岁时女性间的差距是12%，男性的是15%。目前看来，当下的经济危机并未使这些长期存在的青年失业率上升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中失业的年轻人几乎80%都在一年之后重新开始了工作。但是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改变。

这种伤疤效应并不只适用于那些实际失业的人。一份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极度萧条时期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长期都在承受这种“工资伤疤”的影响。有些不走运的毕业生每当总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自己的工资就会下降6%到7%。这种效应会随时间慢慢减弱，但15年之后它在数据统计上仍有重要的意义。

失业期持续一段时间后，人就会对工作产生“饥不择食”的感觉。这种感觉有持续性影响，工资伤疤是原因之一。而那些制定的降低青年失业率的政策有时可能会使之恶化。西班牙已出台一项计划，用一些暂时的流动性合同为年轻人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它应该注意以下本世纪初日本的相关经验。长期失业的年轻人会另寻渠道，从事“非常规”工作，这些工作工资低，培训和晋升的机会几乎没有。雇主招募新丁从事要求高的工作时一般很亲睐(高中或者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而不是失业者或专业不对口者，很多人因此只能眼看着长期工作与工资的期望越来越渺茫：“掉队的青年”，这是经济与合作组织最近的报告中的几个字。据雇主对员工情绪沮丧与精神紧张的事例记录，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雇员所占其中的比例悬殊很高。

失业问题有各种各样，与人的忧愁程度相联系，而这种忧愁不能简单地解释是低收入所致。一个人生活期望值较低，晚年时心脏病的发病几率或者自杀几率较高，这些都与失业问题有关。有一项研究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工人，我们从中发现在失业对年轻人寿命的影响要大于老雇员。大萧条时期那些成为美国劳动力的工人长期缺乏自信，进取心不强，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十年。

失业问题也有一些别的社会影响，比如“满巢综合征”。2008年欧盟18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46%都与至少一位父亲或母亲住在一起；大部分国家中的“居家人士”与搬到外面住的人更容易失业。失业率高的南欧国家受此影响特别显著，那里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因此很小：意大利贸易联盟CGIL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8岁到35岁的年龄段有超过700万的意大利人仍然与父母同住。从2001起，20多岁的英国人中每四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对女性来说是每六个就有一个）像回旋镖一样曾回家住过一段时间。无论好坏，这种改变都影响了世世代代，如果年轻人在家越来越久，这种改变的影响力将会更加广泛。

工作岗位的替代形式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南欧，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是开放那些限制年轻员工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在那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很强的国家，该重点倾向于提高年轻人的职业技能。但这并非灵丹妙药。

大学是职业技能的一个来源，一个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所在，所以学生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并留在那里。美国的研究生院从2008年起收到的申请至少比过去多了20%。但是这么做像是在高筑债台，并非所有同学的就业前景都会有所改观。虽然拿到大学学位仍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情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

职业培训中也存在危险。The Wolf report今年在英国出版，是一本关于职业教育的评论，其中指出错误的职业训练类型事实上有害于就业前景。这本书发现16岁到19岁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几乎参加过低级别的职业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几乎没有或者毫无劳动力市场价值。研究显示如果不结合以雇主为基础的学徒制，花一两年时间参加这种培训会减少自己一生的收入。

德国就这一点而言是榜样，四分之一的雇主都会提供正规的学徒培训方案，近三分之二的小学生参加了学徒见习。职业学校的学生在两年到四年的时间内每周会花三天左右在公司作兼职的带薪学徒。德国的青年失业率有9.5%，是欧盟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荷兰和奥地利试行的学徒式的方法也有类似的效果。

德国经济依赖出口，其军队都有专门的生产供应商，可能特别适合学徒制的模式。至于这种模式怎样才更易于为更多的服务型经济体采用，目前还不清楚。比如美国缺少相关体系——强有力的工会、宽松的管理方式和亲自实践的政府——正是这些才使德国模式如此成功。另外他们的方案也需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比尔克林顿首创的“从学校到工作岗位”是向学徒制体系致意，当初被人耻笑为二流的教育体系。即使是在学徒制流行的需要专业技术的贸易领域，建筑工业的一蹶不振使这种模式推行起来也很艰难。即使这样，英国似乎也想尝试，在去年新增了25.7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这可能对最不容易受到影响的25岁以下的群体没什么作用，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没有工作常常是正常的，而且缺乏成年角色的模型也使他们早年就产生了志向上的差距。“定向的培训计划加一对一辅导才是这些年轻人需要的”，王子信托基金会的理事保罗布朗这样说。“面向所有年轻人的政策只会让其中最穷困的人掉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