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公里
---- 从清华工程物理系的门口出发，出学校东门，到清华同方公司的办公大楼步行不会超过10分钟，距离也不会超过一公里。但是，当一个副系主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康克军带着自己和自己的科研团队多年的科研成果，在全系几百号人的关注下走过这一公里，一转眼从专家学者成了同方核技术公司总经理的时候，这段路程走的却又并不轻松。
---- 按人们的理解，清华工物系应该是个清苦而又封闭的地方。但实际上工物系却是清华大学里最早接受市场化，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来卖的院系之一。在80年代的中关村有一个名气和效益都很好的公司叫华海，它就是地道的工物系系办产业，那时候它的主营产品叫核子秤，是一种精细的计量工具。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华海发展得很快，一度成为了中关村10大公司之一，营业规模毫不逊色于当时的四通。但是到了1997年的时候，华海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它和系里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搞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和系里参加产品开发的科研人员之间，利益应该如何分配，权力应该如何均衡的问题。
---- 1997年，是华海公司走向衰败的一年，可恰恰也正是清华同方公司筹备上市，希望工物系以高科技成果和科研人员一起加入创业行列的时候。当时同方想让清华工物系出人和技术，自己出资金把它包装成公司进行“孵化”，让技术成果转变成产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产业去产生利润。不巧的是，工物系的老专家们正处于对华海公司深刻反思的阶段，一听说又要办核技术公司，几乎没有人不反对的。首先，他们怕核技术公司会走上华海第二的路，以后公司赚钱了，到底算谁的？其次，核技术公司选定的集装箱不开箱检测技术的前景并不明朗，更何况以往每个研究项目都是到论文成集就告一段落，要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想法具体实施，把论文变做实物，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整个的运作模式没有一个现成的示范。所以不少人当时的结论就是：系里的老师不适合于办公司，办了公司也是劳民伤财。
---- 在这么多反对意见之下，工物系为什么最终还是搞了核技术公司？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工物系的某些专业如果再不搞产业化就有失传的危险。比如，核技术的探测器是属于器件类的，仪表、仪器是属于整机类的。绝大部分科研人员都愿意搞像核子秤这样的整机，不愿意搞器件，因为器件对实验条件和物理原理的要求更高，但是它的效益比较低，而整机就像搞系统集成一样难度小，收益好，长此以往，如果探测器这项技术会计师相当高的器件，没有在大的项目里应用的机会就会被人们忽视掉。同样如果没有市场的激励，就不会有年轻人选择这样的专业，这个专业的生存就会面临危机。所以，风险再大也要咬牙试一试。更何况同方说得很清楚：系里出来搞这个公司的人由我们来发工资，公司使用学校的设备也由我们来租用，以后利润按照一定比率分成。对工物系来说，这样“只有技术风险，没有资金风险。”的条件已经是以前想都没想到的了。
---- 现在，工物系已经类似于同方核技术公司的一个虚拟的研究院，它与研究院的不同就是不仅输出技术，而且还以各种方式输出人才，把人才和技术捆绑在一起移植到公司里。这种方式已经使工物系得到了具体的好处，获得的利润就不用说了，光是对工物系声望的提高就非常的明显。受集装箱项目声势的影响，今年工物系的招生质量比往年有了很大提高，许多考分极高的考生都报的是第一志愿，这种变化恐怕才是最让工物系感到开心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 康克军在办公司之前一直是工物系核技术方面的专家，当他接受任命去创办核技术公司的时候，据说有不少人都摇头：“原本是应该坚持走当院士那条路的，怎么就‘下海’了呢？”实际上，恐怕康克军那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就‘下海’了，而且，他肯定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业角色将会产生那么大的转变。
---- 1997年康克军上任的时候，其实还根本没有什么公司，整个筹备工作几乎都要由他一人来完成。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他要为房子、办公用品操心，要和同方总部的交涉，要和系里的各个部门、各位专家交换意见，还要为公司的发展规划一个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觉得一个人被分成了几个部分，如果再没别人的支持就快要挺不住了。”而更重要的是，搞了那么多年研究，康克军觉得自己对市场的了解实在是太欠缺了。他急需拱建一个班子，而且在这个班子里的核心人员，除了要了解核技术的特殊性，还要有一定的市场经验。不过这种人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所以康克军的第一个助手――栗志军的出现应该算是康克军在核技术公司做成功的第一件事。
---- 栗志军比康克军从工物系晚毕业几年，他的毕业论文和实验就是做核子秤。栗志军一毕业就加入了华海公司，做为华海的创业元老之一亲历了华海的兴衰。谈起那段历史，栗志军的同学都戏称：“老栗是最早下海的，可惜下的是一个死海。”不过栗志军却觉得这“海”应该并不是什么“死海”，只不过是自己的“船”造得不够合理罢了，所以当又有了从新“造船”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