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明确，国企高管从政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其大面积进入政坛，成为地方或中央部门的大员，至少可追溯到中共十七大前后。2006年8月，中共出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十七大后的人事调整中，一些国企老总出身的官员即获重用，出任地方党政要职。这一趋势最近一、两年愈益明显。今年到目前为止，除苏树林外，还有山西和河南两个产煤大省的国有煤矿集团的两位老总，分别当选两省的副省长。巧合的是，他们都是在1月23日任命的。
相对于中国过去主要从行政、政工系统选拔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的做法，选择有现代企业历练的国企高管担任地方和部门要职，尤其是地方一把手，这的确是一个突破。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看，企业家也是政治家最强大、最有实力的预备队。企业家来做政治家，优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的职业政治家。因为企业家的务实、对社会现实的感悟、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都是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难以比拟的。特别是经济建设还是中国各项工作的中心，由曾经做过经济，懂市场的人做地方领导，比无经济背景的领导，更加了解市场的一举一动，从而可能更使他们能够从容应对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能膨胀和结构臃肿，政府服务的低效和运作过程中的高成本，客观上也需要用企业家的精神去改造。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而现在政府的一个通病则是服务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效率低下。各个部门、机构之间缺少授权、约束和决策辩论的正常机制，互相推诿和扯皮，政出多门，前后矛盾，很难协调行动，也没人为错误决策负责。这在中国政府的房价调控和三网融合的推进中有着鲜明表现。企业家主政地方和部门，用创新的精神和方法去推动行政系统的改革，客观上能起到改造政府官僚主义的作用，使政府像企业一样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有效运作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实现高绩效。
当然，出身企业家的政府领导在施政中是否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给僵化的官僚系统带来生机，也受很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掣肘，现实来看，并不乐观。极可能的是，国企高管主政地方后，改造政府的愿景只停留在客观需求和理论假设层面，却把做企业时形成的“独断”意识和“专断”作风带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成为所谓的“政治企业家”。这正是多数人担心的问题。
这里所讲的政治企业家，并不是指企业家主政地方后，把企业的那套行事作风带到政府中来——那只是个人的施政风格，而是指他们把政府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以政府的“利润最大化”为实际的施政目标。诚然，政府官员需要有企业家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才能，但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做官和办企业的运行肌理和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那么，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治理好一个国家或地区，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包括幸福与安全。
对于企业家而言，实践证明，创造利润的最好方式也许不是民主，而是“独裁”，因为市场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企业如果无休止地开会、讨论会延误市场机会，它需要的是把决策集中于一人。这人凭借敏锐的市场感觉，而不是所谓“知识”，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其他人只要很好地贯彻和执行他的意图就行了。这就是企业所谓的执行力。
但政府和官员不同，政府虽然也讲效率，然而由于政府运用的是公权力，所以首先应该做到公平。所谓公平，就是有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证，要使市场能够平稳运转，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安全、法治、合同的执行等。为此，政府就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每种经济成分。政府官员虽然相对也有个中心，但公权力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行事，而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独断专行。
可以说，权力的来源以及身份的不同，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角色要求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对自己过去熟悉并行之有效的那套做法和经验，在移植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时保持警惕，不能因过去的成功就无限放大它的界限。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一是因为现实中相当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施政导向已经出现严重的公司化倾向。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滑入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的泥淖中，为了政绩、财政收入以及官员个人的租金收入等，不断出台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社会治理方面，带来很多灾难。二是国企高管主政地方后，身份变了，但过去企业环境下形成的那种不受或少受约束的思维和行为，却有可能在现实的“劣币追逐良币”的规律作用下，不会得到多大改变，仍以一种独裁而非民主的方式推进公共治理的变革。
国企高管转任地方领导后，必须及时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把政府看作是民众委托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力机构，而不能把政府当做企业去经营，更不能仅仅为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使其公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