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甄蓁、资料/张艳丽、摄影/陈澍一
和田一夫，1929年3月2日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热海市一个以经营蔬菜为生的家庭。
和田一夫从日本大学毕业后，即继承八佰伴公司，在半个世纪中，将一家乡下蔬菜店，建设成为在世界各地拥有400家百货店和超市，员工总数达28000人，鼎盛期年销售总额突破5000亿日元的国际流通集团，旗下多家公司的股票在日本、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上市。
1990年，和田一夫将八佰伴集团总部移到香港，后又移到上海。此后，在尚未形成规模的上海浦东，开设了第一家高级百货店――上海第一八佰伴百货公司，获得“上海荣誉市民”称号。
1997年，因八佰伴集团的核心公司――日本八佰伴公司出现经营危机，负债1600亿日元，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和田一夫承担起全部责任，将所有私财抵债，自己一贫如洗，赁屋而居。
1998年，年已70的和田一夫设立经营顾问公司，并开办国际经营塾，决心将自己的经营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年轻的经营者们，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敬，NHK电视台等日本传媒称其为“不屈之人”。
2001年《和田一夫从零开始的经营学》一书出版。8月，该书中文版《不死鸟》在中国出版。
和田一夫是日本社会中的另类。
这是记者的一位日本朋友对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的评价。正如和田一夫自述中所说，日本社会对“败者”的传统态度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只要经历了一次大失败，从此以后只能躲在墙角，过着受人歧视的生活。反过来，有些人为了不被人歧视，失败后毅然自杀，或流落他乡。但是和田一夫却决定从地狱中复活，以自己的失败开启别人的成功。和田一夫说：“在日本如此严峻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如果人们不改变对于败者的态度的话，日本这个国家是不会有明天的。”
和田一夫在中国曾经是个传奇。
拜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播出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所赐，因母亲被认为是坚韧不屈的阿信的原型，和田一夫及八佰伴90年代在香港、上海、北京的风头一时无人能及，在全中国的零售企业学习日本模式的热潮中，北京的赛特、世都也曾领风气之先，至今他们都无法否认八佰伴曾是他们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田一夫领导的八佰伴的失败是日本零售业神话的破灭。
基于以上两点，8月10日，记者与来京签售新著《不死鸟》的和田一夫先生对谈90分钟，听平民和田一夫讲述总裁和田一夫的过去和未来。
-盲目投资毁了八佰伴
财富周刊：您前几天在上海签售中文译名《不死鸟》的自述，那么您对上海的观感如何？
和田一夫：从我们公司破产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这是我相隔四年第一次回到上海，我好像又回到故乡一样，心情非常激动。四年没有看到上海，我发现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我受到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先生和原来的公司上海第一八佰伴公司领导和职工的欢迎，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情。
财富周刊：目前，上海市第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上海第一八佰伴64%的股权，香港的八佰伴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占36%的股份，在股权上和田家族与上海第一八佰伴有关联吗？
和田一夫：和田家族与香港的八佰伴国际集团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家族没有拿任何股份。
财富周刊：时隔四年，和田先生怎样看待八佰伴的失败？
和田一夫：八佰伴公司破产后，日本传媒报道说我在上海浦东投资那么大一家百货公司是造成八佰伴破产的直接原因，这种报道实在是错误的。当我把八佰伴总部从日本移到香港、从香港移到上海的时候，刚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我在东南亚的一些企业破产了。
财富周刊：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在决策中哪些是您会坚持、哪些是您会放弃或改变呢？
和田一夫：这样说的话，我会在中国扩大我的投资，把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缩小或取消。
财富周刊：以前和田先生曾说“我一生最大的过失，是把一家叫做花菱的大型百货商场收购下来”，到了2001年的今天您认为您的最大过失还是这件事吗？
和田一夫：确实有花菱这件事，但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失败，第一次是我21岁、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的财产被大火烧掉了，店也被烧掉了，这是我们也是我的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是遇到经济危机，在海外的第一笔投资――70年代在巴西的投资全部损失；这次是我的第三次失败。我最大的判断上的失误是在泡沫经济崩溃的最初、日本经济已出现衰退的时候，但是我还盲目扩大我的店和我的投资，现在看来这是我最大的失误。这里有一个情况，当时我在上海(总部已迁到上海)，主要负责海外业务，日本八佰伴公司由我弟弟管理，那时八佰伴在日本的一些店营业额在逐渐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但那边还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其实应该把业绩不好的店关掉，发展业绩好的店。其实日本建百货公司和超市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中国这个时代刚刚开始，但没人看清这一点。
-我是勇于承认错误的人
财富周刊：和田先生一直信奉“有风险才有利益，风险越大利益越大”，您是一个爱冒险或爱冲动的人吗？您半个世纪的经营中遭遇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和田一夫：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事业取得最大成功时风险最大。我在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会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去克服困难，在事业成功时却会骄傲自满，造成判断上的失误。有钱的时候特别是公司上市之后募集的钱不知道怎么用，所以盲目地持续地做出毫无意义、毫无效果的投资，现在没钱了我一分钱一分钱抠着用，我得出的教训是即使在有钱的时候也要把钱当成钱。特别是1990年我把日本八佰伴总部迁到香港后，连续收购了十几家连锁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被称为“世界的和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做出不谨慎的判断，把关不严。
商场如战场，变化万端，最高经营者必须用冷静的眼光去做判断，所以企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觉得从现实的眼光看，责任都在于最高经营者，也就是我。
财富周刊：那么和田先生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和田一夫：我从父亲母亲手中接过家庭蔬菜店把它发展成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接受了父亲母亲在精神上对我的教诲，不怕困难、不屈不挠、艰苦创业。最终我们在世界各国开400多间店、拥有28000名员工，整个日本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对我比较好的评价是我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剖析自己，我把自己失败的教训写成文章出版，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在日本社会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像我这样的一家大公司总裁，在失败后与一些年轻人一起重新创办一家小小的公司，通过互联网对企业家们进行经营指导，这样的事例在日本估计也不会有。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希望用我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能够帮助更多年轻的经营者走对路，走好路，也使他们能够尽快的成为国际型的经营人才。
-邓小平对我影响最大
财富周刊：盛田昭夫的“间隙理论”和财经作家邱永汉似乎对和田先生有很大影响，请问世界范围内您最佩服的企业家是哪位？对您影响最大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和田一夫：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家，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先生也经过三落三起，从他74岁重新复出，用十几年时间把这么大的国家领导得这样好，确实令我尊敬和崇拜。我失败的时候69岁，我就想如果经过学习和努力，能够在74岁重新站起的话，也无愧自己这一生。
财富周刊：据说和田先生读过很多遍《我的父亲邓小平》，您从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和田一夫：我收益最大的是邓小平的乐观精神，他能够在失败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个奋起做前期准备，事实证明这为以后的成功带来许多好处。我想如果我没有学到邓小平的这种精神的话，现在我不可能东山再起，不可能和年轻人一起创办新的公司。
-为家族管理和假账而遗憾
财富周刊：像许多日本企业一样，八佰伴也是家族企业，日本媒体分析八佰伴破产原因时也曾指出家族式管理是原因之一。八佰伴从前两次危机中度过但在第三次危机中破产的过程中，和田先生认为家族管理的优势和劣势表现在哪里？
和田一夫：最大的好处是遇到困难时一家人会齐心协力，不是一家人的话就会有人逃走。我特别要提到我的弟弟和田晃昌，40年来他一直帮我，现在我也考虑，做二把手他是非常好的人选(他搞财务工作)，但是当他成为一把手的时候，却没能很好地把握八佰伴这艘巨舰,后来我也感觉到我弟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但碍于兄弟之情，加之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一直没有撤换他，结果最终导致八佰伴的破产。
财富周刊：如果和田先生重新创业仍做传统产业，您还会实行家族管理吗？
和田一夫：怎么说呢，现在我的事业中只有我太太帮我，不会再找其他家族成员介入。从这个角度讲我不会再采取家族管理的模式。
财富周刊：日本企业一向
